7月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10种新类型、隐蔽性极强的权钱交易行为被认定为受贿犯罪（7月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
　　近年来，涉及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案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违纪违法者的手段不断翻新，形式变化多样，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。5月30日，中纪委下发通知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并要求违纪党员主动向组织坦白，限期一个月。然而，不少人对中纪委的“宽严并举”并不领情。“大限”已满，除了河南省有过“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”的消息之外，主动“说清楚”的官员并不多，不少省、市还出现了“零交代”。
　　所以，此次“两高”在中纪委规定的“大限”过后迅即出台相关司法解释，成功实现了与中纪委相关规定的“无缝对接”，是国家司法与党内禁令有机结合的范例。另一方面，惩治腐败最终要由法律来解决，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，更契合社会正义。特别是此次的司法解释针对性、操作性非常强，号准了腐败者的“死穴”，对于惩治权钱交易、推进当前的反腐工作，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。借用新华社的一句评价，这是“推动反腐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”。
　　从中纪委的《规定》到“两高”的《意见》，将严惩权钱交易的政治决心转化为具体的司法实践，这样的“双重防护”让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力度。那些心存侥幸、企图再次蒙混过关的问题官员，可能又要诚惶诚恐、彻夜失眠了，因为法律的及时跟进让中纪委的禁令有了“护航”使者，“隔墙扔砖头，砸住谁是谁”的“潜规则”就此将被打破。
　　“大限”不是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。既然对“先礼后兵”不买账，放弃自我救赎的机会，接下来就必须依法让那些“蒙混过关”者原形毕露，且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！
　　不过，在叫好之余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。虽然司法解释弥补了不少漏洞，形成了强大的威慑，但这些规定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所有形式的权钱交易。众所周知，权钱交易的核心是权力寻租。如果不建立合理的制度使权力真正服务于公众，不最大程度地对权力实行合法监督，不从源头上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，新的权钱交易手段就会不断出现，腐败者对执政党的侵蚀就不会停止。而这，对业已走上发展现代政治文明之路的中国而言，无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。